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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東北大學的省籍問題:以1944年壁報風潮為中心
作者:王春林來源:發布時間:2019年01月15日 點擊數:

1923年,奉系軍閥在奉天(即沈陽)創辦了東北大學(簡稱“東大”),該校在地方勢力支持下保持了較好的發展態勢。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大學流亡北平,學校仍以收容東北學生為主,并以復土還鄉為宗旨。這一時期的東北大學牽涉到很多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糾葛,最終在西安事變后為國民黨CC系所接收。[1]抗戰興起后,重新整合的東北流亡勢力[2]與國民政府的關系相對溫和[3],因而圍繞東北大學的紛爭主要以校內為主。近年來,學界對抗戰時期國共兩黨以及國民黨各派系在大學校園的紛爭已有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一方面側重于考察西南聯大、中央大學、中山大學等學校國共兩黨的黨組織以及斗爭,另一方面則側重于探討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4]近期學界開始關注內遷大學與地方社會的關系[5],但對于校內層面的地域觀念或省籍問題似乎關注較少。[6]因此,筆者擬以省籍觀念較為濃厚的東北大學為個案,透過對該校東北籍師生比重的變化以及1944年風潮的考察,體察東北籍學校當局的地域觀念與辦學主旨,剖析風潮中東北籍與非東北籍師生的不同訴求,進而探討黨派勢力與省籍觀念在風潮中的復雜影響。

一、內遷后東北大學省籍問題的突顯

抗戰爆發前,東北大學當局一度將校址遷往西安,但1938年初日軍威脅潼關,東大遂于是年三四月間遷至四川省三臺縣。三臺乃成為抗戰時期東北人的聚居地之一。[7]1938—1946年間東北大學一直在三臺辦學。[8]與北平、西安相比,位于川北的三臺不免有些偏僻。[9]但在戰時卻是個理想的辦學地點。“民風淳樸,物資富饒,當地的文風也相當的高,沒有官僚氣,也沒有市儈氣,”“亦非軍事要地,”“堪稱福地”。[10]

在東北籍校當局與全體教職員共同努力下,東北大學的校務與教學很快步入正軌。校長臧啟芳和教務長李光忠“兩人全力投入學校的規劃和建設中,中年教師以下大體是他們的學生,老年教師是他們原在東北大學的舊友,所以大家同心同德”。以校園為例,舊廟很快被改造成很實用的大學。[11]教員住宅亦漸次成形,蔣天樞等教員都住進了新建的樓房中。[12]同時,東大借助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充實教員與設備,先后聘請黃方剛、蕭一山為文理學院院長,設立東北史地經濟研究室(后改研究所),院系也逐漸擴充和恢復。[13]

戰時東北大學仍以接收和培養東北學生為主,東大當局對該校的使命感也十分強烈。臧啟芳曾表示東大負有開發、建設東北之特殊使命,戰后必須遷回沈陽。[14]時任文學院長的金毓黻也告誡東北學生:“應知東大所負之特殊使命,即如何收復東北”。[15]這種使命感在東北教育界中是有相當共識的,車向忱認為:這“完全是一種打回老家去的教育。這種教育是極端重要的,它關系到東北的未來,關系到我們國家、民族的未來。”[16]

因為負有收復和建設東北的特殊使命,東北流亡勢力和國民政府對東北大學甚為重視。彼時東大與東北流亡勢力間的往還仍很密切。臧啟芳等教職員經常往來于重慶、成都、三臺等地,頻繁地與東北要人會晤、聚餐。東北各界名流多聚居在重慶南山。“那時來自前方或由各省返渝述職的東北人士,每至重慶亦多上山小聚”。[17]1943年6月28—7月3日,東北籍官員劉尚清、高惜冰等還前來視察東大。[18] 1942年1月18—20日,教育部長陳立夫亦來視察東大[19]。陳立夫“對于校中所有設備,教學精神,以及學生體育軍訓,皆頗嘉許,認為在遷到后方各大學中比較以東大為最佳。”蔣介石為此 “獎勵七萬元給學生制備制服。”[20]1945年抗戰勝利僅數日,蔣介石又致電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請其研究東大遷回東北之事。[21]

但與使命感相對應,東大當局在選人、用人上卻不免有些省籍藩籬。臧啟芳在中央訓練團的報告中列舉了校內人才,除李光忠外,陳克孚、白世昌、金毓黻皆為東北籍。[22]而東北籍教員的小團體意識也甚為濃厚,時任東大秘書的蒼寶忠表示其最好的朋友是陳克孚和白世昌。[23]金毓黻道破了其中的關竅:“居今日以溯疇昔,應知所謂東北集團者,惟有吾東北大學在耳”。“此千余人之衣食住悉賴臧校長一人為之領導支撐,”“是知此一人之責任何等重大,而吾儕所應為之維系輔助者,又何敢有一息之忽懈。”[24]金言語之間既有鄉黨情誼,也不無維護東北團體之地域觀念。在這種觀念影響下,這一時期東北大學的教職員多數為東北籍。[25]這難免使非東北籍人士有所不滿。[26]但非東北籍教職員對東北籍教員在校內的強勢卻不無意見。1942—1943年間,蕭一山、藍文徵等人與東大當局矛盾激化,蕭一山等人先后出走。[27]1944年3月,教員丁山初到東大,即表示東大應以一般研究為主,而將“建設東北使命”寓于其中。[28]

一所學校中,某省籍學生人數占優,這一群體的文化或訴求當居于主導地位;反之,當處于弱勢地位。抗戰初期,東北大學教職員及學生以東北籍為主,學校也彌漫著復土還鄉的氛圍。教員陳述表示:“大家都盼著早日勝利,”返回家鄉。[29]學生“毅生”也在一篇文章中4次談到復土還鄉的志愿。[30]而最初非東北籍學生對該校的東北文化及訴求也認為是理所當然的。1941年入學的郭秉箴希望能從東北流亡青年身上吸取抗日的力量。[31]1944年入學的柏楊對東大的認識也是“以收容東北流亡學生為主的大學”。[32]

但因為戰區阻隔、僻處川北等因素,東北大學東北籍學生的比重逐漸下降。1939年6月在校的285人中,遼寧籍152人,四川籍39人,黑龍江、吉林、熱河三省合計27人。[33]東北籍仍為主體,但四川籍已成為第二大省籍。至1940年4月,該校之東北籍學生比重已進一步下降,“除一二年級外大多數為東北籍同學”。[34]與之相對應,四川籍學生人數則逐年增加。至1943年上半年,東大在校生共651人。該校最大生源地已經是四川省,計有學生241人;其次方為遼寧,計141人;東北四省合計僅175人。[35]再根據1946年東大的《四川籍同學錄》,是時四川籍學生264人。[36]考慮到轉學或輟學等因素,1943—1946年間四川籍學生仍應保持著持續增加的態勢。

隨著四川等省籍學生的激增以及東北籍學生的比重下降,東大省籍問題逐漸突顯。1939年底,東大少數學生曾以“東北籍學生越來越少”為由驅逐臧啟芳。[37]1938年入學的吳標元認為內遷帶來的學生省籍變化是自然之事。[38]但吳在校時省籍問題或許尚未形成氣候,因此不免輕描淡寫。事實上,省籍比重牽涉到東北籍師生的主體地位以及辦學主旨。1941年底入學的李季若證實:彼時“學生中非東北籍超過東北籍,出現改換東北大學校牌之說”。[39]而當四川籍學生成為東北大學主體時,川籍學生的省籍觀念更加抬頭。“四川籍學生對東北大學情感并不深,四川學生又靈活”。[40]

共同的流亡背景更容易強化東北師生的省籍觀念。東大當局多為東北籍,他們自然會對東北學生有所照顧。進步學生對此是很贊賞的:“應該像東北大學行政那樣,創造機會幫助較差的東北同學學習,以考核的辦法檢驗學習的成果,以利他們的繼續深造。”[41]東大畢業生、中共黨員高而公也認為臧啟芳對東北籍學生很寬容。[42]教員高亨也曾在生活、學業上幫助過東北學生,他表示:“這些學生都是不愿當亡國奴,才流亡到此;若考試不及格,就會失去助學金,甚至要被迫退學,生活都會成問題,所以,應當盡量給一點照顧。”[43]但此種照顧必為逐漸增多的非東北籍學生所不滿,因為這似乎賦予了東北學生以“特權”。這種省籍矛盾在1944年的風潮中集中爆發。

二、從壁報事件到風潮起落

內遷初期,中共在東北大學并無正式組織,整個三臺、綿陽、中江地區都是由中共川康特委“派干部去做流動領導”。他們甚至在提到東大黨員人數時也前后矛盾,起初說有3人,稍后又表示“我們只有四個同志,工作平常”。[44]受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反共高潮的影響,東大地下黨員一度與地方黨組織失掉聯系,進步學生的活動也出現停頓[45]。在“長期潛伏、積蓄力量”[46]方針指導下,中共1943年在東北大學設置了“據點”,仍沒有正式的組織。[47]據1943—1945年工作于南方局青年組的張黎群回憶:他們“是通過在重慶的兩個人,一個是(主要的)高而公;一個是趙家石。經由他們向東大進步學生傳達黨的指示。”然后以進步學生“為核心再以公開的團體組織學運”。[48]至1944年,東大校內的中共黨員及其影響的進步學生已經有了較大發展。是時張黎群負責動員進步學生去解放區工作,“1944年春夏和1945年春去的人最多。”[49]而校內最為強勢的當屬國民黨CC系。中共川康特委認定:東北大學被CC系“收買統治了。”[50]臧啟芳也頗為自得地表示:“教職員入黨是我從廿七年起,開始醞釀陸續加入,到廿八年秋大家全成了國民黨同志。”[51]在傾向中共的學生眼中,“東大校當局從校長到教務處、訓導長都是國民黨CC派,少數三青團學生為其耳目”。[52]

1944年下半年,中共在同國民黨談判中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行聯合政府。中共在國統區發動的民主運動有力地策應了談判。[53]在這種背景下,1944年11月20日,東北大學因壁報問題發生風潮。據國民黨三臺特務機關報告:

 

本月十九日因鐸聲社壁報刊載前畢業一同學欒成勛之貪污情形,旋經其弟欒成津(法四學生,遼寧人)發現,將上項刊載撕毀。鐸聲社人隆元亨、郭秉箴認為此次刊載經訓導處核準,其撕毀有違出版自由之原則,要求學校處理,學校認為此項刊載及撕毀均失當,對隆元亨及欒成津各記過一次。鐸聲社遂于二十日午后發起壁報聯合會并刊出不滿撕毀及校方處理言論。訓導長楊炳炎、法學院長左仍彥、教務長代校長白世昌會同親往撕毀上項刊載。壁聯及鐸聲社人士于晚間發動部分同學前往訓導處咨詢楊、白、左三人,并請求處理撕毀刊物之欒某,后以校方答復不滿,當場轉移題目,大哄楊、白、左三人,并限五分鐘提出辭職書,要求當場承認組織學生自治會,開除欒某,并群呼撕打,白、楊、左見群情難犯,翻窗潛逃。該請愿學生遂齊集大禮堂召集全體大會,推選蕭盈光為大會主席,王隆章為書記,商討組織學生自治會及驅逐白世昌等問題,出席人數約五百,情緒至為極烈。后以蕭盈光不能把握會場,另選陳喬為大會主席,陳某從中操縱刺激,通過以各班級長及壁聯代表為自治會籌備委員,并將該會通過之一切案件付諸籌備委員會執行,籌備會另在教授預備室同時開會,起草簡章,并辦理大會通過之案件,對于趕走白世昌問題則通過由籌備會調查白世昌罪行,草擬宣言,向各教授接洽罷課,并由大會通過標語多件,由籌備會寫就,于二十一日午前五時前張貼于三臺市街及學校,并通過于二十一日午前八時學生自治會于大禮堂開會成立,當場不記名捐宣言標語經費,于三分鐘共捐三千余元,會議遂畢。本日(廿一日)晨,一切標語均張貼完竣,罷課之事實現。[54]

 

最初風潮的對立雙方只是支持“鐸聲社”的學生與主持校務的白世昌、左仍彥、楊丙炎三人。特務認為蕭盈光、郭秉箴是中共份子,事件是他們鼓動的。[55]進步學生李一清證實了這一判斷。[56]蕭盈光據理力爭,但是“白世昌聽不進”,“仍然不理。”[57]蕭盈光的陳述有理有據,卻與前述報告中學生的激烈反應相去甚遠,他顯然有意無意地掩蓋了學生的不當言行,而夸大了白的傲慢。據臧啟芳事后了解,學生們“包圍訓導處,人越聚越多,自下午五點到夜里九點還未散,白訓導長不得已從后門走了。”[58]白世昌自知有些理虧,但又不愿屈從于學生的要求。當久懷不滿的學生圍攻他時,他不得不一面敷衍,一面逃走。[59]但白世昌的逃避更加激怒了學生。

白世昌此時是代理校長,又曾長期壓制校內民主,自治會遂將攻擊的對象轉而集中到白世昌個人。[60]在21日張貼的16條標語中,直接攻擊白世昌的有11條,要求民主自由的4條,歡呼自治會成立的1條;而23日的16條標語中,保留了21日攻擊白世昌的9條和歡呼自治會成立的1條,又增加了攻擊白世昌的2條,以及歡呼國民黨、民國、蔣介石、東大萬歲的4條。[61]此外,進步學生只希望在壁報方面獲得更多的自由。[62]特務對風潮前景也很樂觀,“只要校長返校,應對得宜,學潮即行終止。”[63]

但白世昌仍試圖通過手腕和強權鎮壓風潮。21日,他一方面指使東北籍同學在自治會中進行擾亂分化,“并擴大反對楊、左二人,”甚至“武力強迫復課”;另一方面又召集全體教務會議,以全體教職員名義勸說學生復課。[64]但這些伎倆難以持續奏效,自治會很快即采取措施排除了東北籍學生的干擾。[65]而校內特務也指出了學校當局的措置失當以及地域觀念[66]

在白世昌等人的挑動下,風潮很快擴大為東北籍與非東北籍師生間的對抗。東北籍教員吳希庸、陳克孚等認為必須維持東北人與江浙人平衡,若驅逐白世昌,楊、左二人也必須離校。[67]23日,東北籍師生更使出激烈手段,“助教學生多人往打左某,以先得耗逃避未獲,后移駐校長家。”[68]這種做法也激怒了非東北籍教員。24日,他們決定支持左仍彥。[69]

11月23日,文學院長金毓黻自重慶回到三臺。但他對風潮也一籌莫展[70],此時白世昌等東北籍教職員仍態度強硬,金毓黻的勸說毫無作用。[71]而學生方面更加任性使氣。11月30日,金毓黻感嘆:“今日目所觸者,多為不衷禮法之人,”身心俱疲的金打算辭去文學院長而專心讀書。[72]但是時風潮已殃及到他本人。陳喬攻擊金毓黻在重慶辦的東北文物展覽“有為偽滿宣傳之嫌,”“要求伊引咎辭職”。[73]金毓黻“聞之大憤”,遂決意離開東大。[74]

這時,相關方面已向最高當局及教育部進行報告。三臺地方當局于11月21日致電蔣介石,報告東大發生風潮,事態嚴重,蔣23日令教育部設法處理。[75]11月23日,白世昌亦致電陳立夫,報告東大發生風潮。[76]11月23日,自治會亦致電教育部報告風潮情況[77]。11月25,自治會又致電新任教育部長朱家驊,指責白世昌,并請派員徹查。[78]

11月27日,臧啟芳自重慶歸來,當事各方紛紛進言。白世昌投訴左仍彥鼓動風潮,左則盡力自證清白。[79]29日,自治會要求驅除白世昌,寬恕鬧事學生;東北籍學生則要求驅逐楊、左,白世昌仍任教職。[80]自治會的要求事實上確實是他們的真正要求,此時若處置白世昌,風潮當能迎刃而解。但臧啟芳認為風潮系中共份子發動,他不愿意被牽著鼻子走,還想按部就班地處理。[81]相關當局對風潮甚為重視。11月30日,陳立夫復電白世昌,詢問臧啟芳是否已返校,及風潮情形如何。[82]12月2日,蔣介石也親自致電朱家驊,令其查明實情,妥為處理。[83]此時,臧啟芳和陳立夫都有些掉以輕心。12月4日,甫卸任教育部長的陳立夫致函朱家驊,對風潮前景感到樂觀,他轉述了臧啟芳的來電:“原因既較單純,或不致另生枝節”。[84]陳立夫還向陳布雷轉述了臧啟芳的判斷。[85]

此時,個別教員及自治會都將矛頭指向東大當局。12月1日,教員丁山致函朱家驊報告風潮態勢,他將東大當局分為臧啟芳校長、東大出身派(校友派)、元老派與客籍4部分。他指責校友派把持校政,排斥非東北籍師生,還批評元老派和校友派“東北至上”。丁山的信函當能反映東大當局之地域觀念,但也不乏夸大之詞。[86]而同仁中頗有卑鄙丁山為人者,傅斯年曾建議朱家驊“似可明說弟深鄙其為人,(此人不僅狂妄抑且下流)”,“弟殊不介意得罪他也。”[87]孔德也表示:“丁之喜怒無常,人多厭之。”此次又“鼓動學生打倒金靜庵,擁之做院長”。[88]12月3日,曾霖在自治會上報告了2日校務會議的情形:蒼寶忠欲擔任訓導長,并“主張開除自治會全體代表、壁聯代表五六十人,辭聘楊、左”。趙鴻翥主張:“為東北人之救濟,下屆招生逕可不收外籍學生”。陳喬還攻擊道:“陳克孚才學不及白某,而陰險過之,蒼為白之爪牙”。兩人的話難免有夸大之嫌,但卻極富煽動性。[89]丁山與自治會的言說相互呼應,雙方似乎不無勾連。

東大當局逐漸失去了對風潮的控制力。12月3日,學校當局決定開除當事之白世昌、左仍彥及兩名學生陳喬、陳祖翼。[90]自治會對校方的命令進行了抵制,并希望學校收回成命。臧啟芳起初有接受之意,最后還是表示拒絕。[91]但學校的決定亦無法貫徹[92]。當日,臧啟芳感到事態嚴峻,電請教育部派員前來主持。[93]7日,自治會散發驅逐臧啟芳的宣言,臚列臧罪行6項。其中,“任用私人”、“濫收學生”、“強調地域觀念”三項皆指向臧的地域觀念,可謂切中要害。[94]同日,東大教員表態支持臧啟芳,但姿態已頗低:“本月三日之牌示,實系忍痛處理,諸同學果能破除成見,捐棄猜嫌,將來善后處理,亦未嘗無變通之余地也。”[95]12月8日,臧啟芳再次致電朱家驊,表示教員與地方當局正竭力勸導,但仍希望教育部派人前來。[96]12月11、13日兩天,臧啟芳又連電朱家驊。[97]電報頻傳,可見臧啟芳壓力之大。

此時丁山的言行竟與自治會完全一致,事實上丁山即鼓動風潮最力之非東北籍教員。他一方面極力為左仍彥鳴冤[98],另一方面又提出更換校長:“繼任人選,為國家統一前途計,宜絕對避免東北人。”[99]而各種反臧勢力亦有合流之趨向。孔德認為鳳潮完全為張瀾與中共份子所利用,驅逐東大當局后,將由丁山等人長校。[100]但此時風潮也完全超出了中共份子的預想:“幾乎把這場民主與反民主的斗爭,變成了四川籍學生同東北籍學生的斗爭。”[101]彼時誣蔑、抹黑東大當局的傳聞甚多,當系丁山及自治會刻意散布。[102]與丁山的略嫌偏激不同,非東北籍教員孫文明的觀察當更為客觀,他認為省籍問題是東大風潮的癥結,風潮的遠因、近因,乃至擴大,皆源自東北籍與非東北籍學生間的矛盾。[103]特分會亦認為省籍矛盾遠多于黨派鼓動因素。“最初稍寓有政治作用,然以地域觀念之爭為最,直至現在,整個空氣,為地域觀念所環繞”。[104]

此時“撤換校長”的呼聲很高,但對繼任者的省籍爭議甚大。特分會認為“新校長如籍非東北,東北人必大加反對,而自治會方面,則極端擁護歡迎。”[105]時任西北大學文學院長的蕭一山也力主任命外省籍者長校,其對臧啟芳等人也攻擊甚力。[106]但教育部方面卻絕無此意。教育部參事劉英士認為“非至萬不得已,臧哲先不可去。原為‘東北’而維持此大學,校長必須東北人,”朱家驊也批示“安定第一”。[107]12月14日,丁山或許接獲上層消息,竟又發來贊賞臧啟芳的信函,劉英士閱后頗覺怪異。[108]

12月15日,教育部督學鐘道贊和四川省教育廳長郭有守到校處理風潮。[109]他們承諾將學生的要求帶回教育部,并保證在兩周內返回三臺,給學生以答復。[110]12月18日,學校復課。這時白世昌與左仍彥已離校,楊丙炎亦辭訓導長兼職。[111]

三、風潮的平息及余波

雖然實現了復課,但風潮的根本問題并未解決。盡管朱家驊希望丁山“秉公協助”[112],但丁山似乎有所保留。而自治會也只是暫時妥協,因為教育部沒有按期回復,罷課之議再起。1945年1月5日,自治會雖然未就罷課達成一致意見,但仍派遣陳喬、郭秉箴等人往重慶、成都活動各方輿論。[113]這時特務認為必須撤換東大當局,方能徹底解決風潮。[114]風潮曠日持久,臧啟芳也萌生去意,經朱家驊挽留一度打消了念頭。但因風潮不見好轉,臧啟芳遂于1月5日再上辭呈,而朱家驊仍然決定慰留。[115]

1月11日,東北大學風潮再起。是時自治會明確要求驅除東北籍學校當局,而東北學生因為臧啟芳不能維護東北教員,也“贊成罷課趕走校長”。因此,特務認為學校當局很難再保全。[116]教員楊向奎也覺得臧啟芳難以繼續長校。[117]此時外界已有覬覦東大校長職位者。國民黨CC系的蕭錚、齊世英致電傅斯年,請其向朱家驊推薦同屬CC的李錫恩繼任。[118]傅斯年即遵命推薦[119],然朱家驊似主張堅定,蕭錚等又來電請求緩發推薦函電。[120]蕭錚等人似乎深恐東大落入朱家驊親信手中,因此采取較為婉轉的方式推薦李錫恩。但朱家驊并無更換臧啟芳之意,蕭錚等人也樂得維持現狀。

此時臧啟芳的去意頗為堅決:“我看鬧的太不像了,下決心辭職,到重慶把辭呈送到部里,便跑到重慶郊外朋友家里住下,對東大事一概不愿再問,朱部長把辭呈退回,托人交我,并找我談話,一連三次我不肯往見,最后見了面,我堅持不回東大,依然未獲允準。”[121]臧啟芳所言不虛,報紙也提到他“曾兩度向教部堅請辭職未準”。[122]但朱家驊仍堅持由臧啟芳繼續長校,他斬釘截鐵地表示:“部里派人調查回來真想大致明了,必須解聘三位教授,開除幾名學生,盼你立即回校執行部令。”[123]

東北大學風潮恰值教育部易長。這加劇了本就緊張的CC系和朱家驊系之間的斗爭,組織部、教育部以及部分大學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人事更迭。[124]但這種斗爭是潛在的,雙方還是要照顧大局。一方面,豫湘桂戰役后,戰區的教育機構破壞嚴重,大量師生流離失所,這成為上任后朱家驊的“第一任務”。[125]另一方面,大后方的師生生活困難,對政府普遍存在不滿情緒。[126]12月5日,朱家驊向記者談及當下教育部面臨的首要工作,“在于使教育事業安定發展,各級學校師生生活安定,一切教育計劃始有進行之可能。”[127]朱家驊遲至12月7日方到教育部視事。[128]12月11日,朱家驊再次重申教育部將著重“安定教職員及學生的生活”。[129]1945年2月9日,朱家驊在國民參政會又作了類似的表示。[130]這種“安定至上”的方針決定了朱家驊不可能對教育人事做出大范圍的更動。因此,朱家驊支持出身CC系的臧啟芳繼續長校,應當主要是為了安定東北大學。否則,朱家驊大可順水推舟,讓自己的親信取代臧啟芳。事實上臧啟芳固為CC系[131],但他作為校內國民黨的主要干部與朱家驊亦不乏聯系。1943年4月,臧啟芳還曾與眾多大學校長到中央訓練團受訓,朱家驊亦參與其間。[132]并且臧啟芳是東北教育界的代表人物,白世昌、陳克孚、吳希庸等皆是臧的學生。戰后東北教育事業的接收與發展方面,朱家驊都要倚重臧啟芳等人。[133]而這些都不是丁山等人所具備并能夠勝任的。

1月18日,臧啟芳與教育部督學鐘道贊、程寬正等人抵達三臺。鐘、程兩人聲明教育部全力支持臧啟芳長校,“在維護臧校長前提下,一切要求保證有圓滿結果,否則執行教部命令,以強制力解決。”而教育部對于東大之處置預案更為強硬,包括復課,懲罰學生,勒令陳克孚、蒼寶忠離校,改革校政等。[134]自治會對教育部之處置不無抵觸,其中懲罰學生以及改革校政等問題商討最久,后經當地駐軍及丁山、孫文明等人調停方接受。[135]

東北流亡勢力也積極參與了風潮的處理。1944年12月5日,金毓黻致函莫德惠、高惜冰,“告以東大事已橫決。”[136]朱家驊也曾請高惜冰幫助平息風潮,高惜冰亦頗為盡力。[137]后期高惜冰等人還隨同教育部官員前往三臺平息風潮。“東北籍參政員高惜冰,前工學院院長王文華同來。”[138]而當東北籍教員派人赴重慶散發反對臧啟芳的傳單時,也遭到鄉賢的責備而未敢散布。[139]高惜冰等抵達三臺后,即分頭拜訪東北籍教授,希望他們協助復課,并勸陳克孚、蒼寶忠辭職。[140]

在教育部的強硬表態以及各方配合下,風潮急轉直下。1月23日,東大復課。24日,臧啟芳到校辦公。丁山等在勸說學生時曾暗示學校不會嚴懲。[141]而校方最后對學生的處置確實甚輕,“罷除名之令,改為大過二次者四人,一次者十二人”。[142]教員方面,“校友派”4人全部去職。“白世昌、左仍彥離職后,繼有陳克孚、蒼寶忠離校去渝”[143],吳希庸從軍。[144]大多數師生對復課都是持歡迎態度的。[145]

對于中共份子的接受命令,特務認為他們乃見機而作。[146]實際上,他們也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指示。高而公安排了郭秉箴等人與南方局青年組劉光的會面。[147]劉光分析道:“既然臧啟芳還不像國民黨嫡系黨棍那樣極端反動,若趕走了臧啟芳,換來一個國民黨黨棍當校長,對學生更不利,那就應該在這次斗爭中取得校方若干讓步之后,就適可而止,不要堅持趕走臧啟芳。這是符合‘有理有利有節’原則的。”[148]郭秉箴等人回去后,自治會決定在“同意白世昌等人離校、取消壁報審查”等條件下擁護臧啟芳校繼續長校。[149]此外,趙紀彬也將中共組織的意見傳達到進步學生中。[150]這個意見與南方局的意見相近,也是主張由臧啟芳繼續長校。

風潮對東大當局打擊甚大。除白世昌等人去職外,臧啟芳也心灰意冷。他曾作詩遣懷,金毓黻認為“頗能透露衷心之苦”。[151]風潮使臧啟芳的威望大大降低。臧啟芳曾在1939年和1942年連續兩次當選東北大學區黨部執行委員。[152]截至1943年初,臧啟芳在東大黨團方面都擔任著負責人或指導者的角色。[153]但到1945年3月區黨部改選時,“應出席九十六人,除因故未到四十五人外,實到五十一人。”臧啟芳僅“得八票,當選為候補監察委員。”[154]顯然國民黨籍的反臧師生仍在消極抵制臧啟芳長校。金毓黻也去意堅決。1944年12月20日,金毓黻向臧啟芳“表明去校之決心”,其后即一直埋頭讀書,不問風潮。[155]1945年3月底,金毓黻返回中央大學授課;7月,正式致函臧啟芳辭職。[156]

盡管風潮平息了,各方矛盾卻仍在發酵。1945年1月20、22日,一些學生以自治會“極進派”的名義散發傳單,攻擊配合平息風潮的丁山、陸侃如、梅一略以及自治會委員等人。[157]東北籍師生對臧啟芳也不滿已極。他們“均認為校長只求位置穩當,出賣東北人”。[158]而丁山仍然敵視東北教員,他認為東大當局的地域觀念并未消除:“在同鄉會精神支配下,‘不學有術’者居上位,決難言提高學術水準,更難言徹底改革以實現部令指示各節。”[159]而學生之言行則更為囂張。壁報團體已全部恢復,學校對學生活動及言論亦無法控制。[160]

而東北籍師生的比重仍呈下降趨勢。1938—1943年間,教職員、在校學生與畢業學生人數都呈逐年遞增之趨勢。[161]但其中畢業者必然以東北籍為主,而新生則應當以四川等省籍為主。同時,東北籍學生的招致始終是難題。1944年9月,東大《校刊》報道:“本校今年分渝、蓉、西安、三臺四處招生,”“四處報考學生共三千八百余人。”[162]東大招生地點以四川為主、陜西為輔,生源自然當以四川等南方籍為主。到1946年5月,“東北大學學生約計五百人,東北籍學生僅一百余人,其他均為川籍。”[163]這一尷尬的省籍問題在戰后復員時才得到緩解。當東大當局決定遷回沈陽時,“不愿到東北去的紛紛轉到四川大學或其他大學,也有的轉到自己家鄉的大學”。[164]

 

四、余論

抗戰時期,東北流亡勢力對國民政府已不構成威脅,東北大學也完全被納入國民政府管轄范圍。這期間東北大學雖已改組為國立大學,但仍負有收復和建設東北的使命。但與此前不同的是,是時東北流亡勢力的地域觀念已大為削弱,而主要是一種國家觀念下的地方關懷。但其間省籍觀念仍有很大的存在空間,在該校教職員與學生的各自糾葛中,利益之爭往往與省籍矛盾互為表里。這期間,東北大學學生省籍的變化本為平常之事[165],但東北、四川等省籍學生的消長卻激化了不同省籍師生之間的矛盾。透過東大風潮可以發現,省籍矛盾與政治關聯甚深,黨派紛爭已深刻左右省籍矛盾。彼時的省籍觀念本就十分濃厚,體制上的國立并不能消滅地域觀念。“省籍”成為國共各黨派斗爭的重要媒介,也是影響學校安定的現實問題。

臧啟芳認為中共份子是東北大學風潮的主要鼓動者。[166]但事實上中共份子并不能操控一切,他們僅是自治會中的一部分。彼時“出現了所謂東北派、南方派、中央派,都各以不同面目進行爭奪群眾、控制學潮的緊張活動。”郭秉箴也“感到局面難以駕馭”。[167]而自治會內還有某些青年黨成員,他們對中共份子“得勢反而忌恨,暗中斗爭”。[168]所以,此次風潮實為多種矛盾合力的結果,一方面中共份子確實是重要的鼓動者,另一方面各種反臧派別亦乘機推波助瀾。[169]丁山就宣稱:“東大最大勢力,現在山等把握中,誠不愿即此以送C.C.厚禮也。”[170]彼時丁山所影響的人應主要是自治會和朱家驊系,但他們的目標卻不盡一致。在中共份子眼中,其他反臧派別的活動“是國民黨派系矛盾和各地方勢力之間矛盾的公開化,他們企圖把爭取民主的斗爭,變成驅逐東北籍的學校當權派的斗爭。”[171]1945年1月3日,特務機關呈報了一份35人的“東大學潮演變過程中活動最甚及主張激烈分子”名單,并認為其中多數為中共份子。[172]而在這35人中,33人籍貫可查得,其中東北籍僅7人,四川籍16人。[173]這表明非東北籍學生是發動風潮的主力。因此,黨派對立與省籍矛盾似乎發生了疊加效應,東大當局成為眾矢之的。

抗戰時期,東北大學的省籍問題對于東大當局與教育部都是一個頗為棘手的難題。一方面,戰區遠隔使得東北籍學生的招致異常困難,但又須盡力維持東北籍師生的主導地位及其辦學方向。另一方面,四川等省籍學生的遞增使他們自然要求獲得主導地位,并在辦學方向上具有發言權。教育部為維持東大的安定,不得不對東大“校友派”開刀,但為了籌備即將到來的接收東北的工作,又須對他們做些安撫工作。東北流亡勢力自然亦希望維持東大當局,但相對弱勢的他們只能做些協調和安撫工作。這一因抗戰爆發帶來的省籍問題,最終只能在抗戰勝利和學校復員東北后才徹底得到解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FZS040”。)



[1] 相關研究可參閱王振乾、丘琴、姜克夫編:《東北大學史稿》,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張馥:《九一八事變后的東北流亡學生(1931—1946)——以東北大學、東北中學、東北中山中學為中心》,碩士學位論文,臺灣師范大學,1996年;王春林:《“知識與權力配合”:九一八事變前的東北大學與地方勢力》,《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王春林:《中央與地方的角力:西安事變后東北大學的國立改組》,《史林》2012年第4期。

[2] “東北流亡勢力”,在狹義上僅指九一八事變后追隨張學良流亡關內的原東北地方軍政力量。廣義上,這一群體還應包括九一八事變后流亡關內的東北知識分子、學生、商人和難民,以及國民政府中的東北籍官員。本文涉及的主要是狹義的東北流亡勢力,不包括校內的東北籍教職員。相關研究有張德良、周毅主編:《東北軍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張德良:《論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抗日流亡政治集團》,《日本研究》1991年第3期;吳振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意識》,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

[3] 參見吳振漢:《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派意識》,第197—262頁。

[4] 參見Hu,Kuo-tai. ”The struggle between tn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tance,1937-45”, The China Quarterly,Vol.118,June 1989;胡國臺:《國共校園斗爭(1937—1949)》,《歷史月刊》(臺北)第44期,1991年;王晴佳:《學潮與教授:抗戰前后政治與學術互動的一個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桑兵:《國民黨在大學校園的派系爭斗》,《史學月刊》2010年第12期;蔣寶麟:《中央大學的國民黨組織與國共斗爭(1927—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3期,2011年9月。

[5] 參閱韓戍:《抗戰時期內遷高校的地方化——以光華大學成都分部為例》,《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3期;何方昱:《資源配置與權力之爭:以戰時浙江大學內遷貴州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

[6] 這涉及到民國時期的大學國立化問題,相關研究有王東杰:《國家與地方的學術互動:四川大學的國立化進程(1925—1939)》,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蔣寶麟:《財政格局與大學“再國立化”——以抗戰前中央大學經費問題為例》,《歷史研究》2012年第2期。兩人都注意到大學在改組國立后,還有個將“國立”落實的過程,王側重于觀念層面,蔣側重于經費層面。但兩所大學之“國立”落實主要發生在戰前,并未涉及因大學內遷而產生的省籍問題。

[7] 參見李堯東:《東北大學內遷三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三臺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三臺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三臺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征集委員會1984年版,第68頁。

[8] 參閱程丕來:《抗戰時期東北大學內遷三臺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07年。

[9] 參見臧啟芳:《回憶》,反攻出版社1953年版,第71頁。

[10] 楊錫福:《三臺時代東北大學的憶瑣》,《東北文獻》第17卷第4期,第16頁。

[11] 《三臺歲月——國難中的東北大學雜記》,姜亮夫:《姜亮夫全集》第24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209頁。

[12] 參見《序言》,蔣天樞:《論學雜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頁。

[13] 參見《校史》,臧啟芳編:《國立東北大學廿周年紀念冊》,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7輯,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4—5頁。文理學院后分成文學院和理學院,工學院最初并入西北工學院,抗戰后期亦恢復重建。

[14] 參見《國立東北大學校長臧啟芳關于抗戰以來學校蒙受損失情形呈》(1943年9月2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教育(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頁。

[15]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7冊,遼沈書社1993年版,第5586頁。

[16] 車向忱:《不要忘了東北的教育》,《東北》,1938年9月15日。轉引自張萬杰:《救亡圖存東北魂——東北救亡群體與西安事變研究》,人民日報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頁。

[17] 參見李田林:《重慶南山東北人物瑣憶》,(臺灣)《傳記文學》第17卷第4期,第31—36頁。李田林為東北人士田雨時之妻。

[18] 參見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7冊,第5186—5188頁。劉尚清時任監察院副院長,高惜冰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19] 參見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6冊,第4876—4877頁。

[20] 臧啟芳:《回憶》,第75頁。

[21]《蔣介石致朱家驊電》(1945年9月1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 5—5317。

[22] 參見臧啟芳:《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學員工作報告書提要》,臺北“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129000003533A。

[23] 參見蒼寶忠:《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自傳》,臺北“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129000101231A。

[24] 《致趙翰九教授書》,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7冊,第5095頁。趙鴻翥字翰九,東北籍教授。

[25] 參見《姓名錄》,《國立東北大學一覽》(1939年6月)第95—105頁;《全校教職員》,臧啟芳編:《國立東北大學廿周年紀念冊》,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7輯,第41—47頁。

[26] 參見《丁山致朱家驊函》(1944年12月1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

[27] 參見《藍文征致陳寅恪函》(1943年6月5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案卷號:Ⅳ-76;《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登記補充片》,臺北“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侍從室檔案,129 0000 98646A。藍文徵雖系東北籍,但因與蕭一山為清華大學同學而結成一派。限于篇幅,此節不便展開。

[28] 參見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7冊,第5464—5465頁。

[29] 《陳述先生自述》,景愛:《陳述學術評傳》第111頁,花木蘭文化出版社、槐下書肆2006年版。

[30] 毅生:《東北大學素描》,《今日青年》第95—98頁。此文寫于1939年11月6日。

[31] 參見郭秉箴:《東大時期的高而公》,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頁。

[32]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看過地獄回來的人》,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頁。

[33] 《國立東北大學一覽》,上海社會科學院藏,1939年。數據為筆者據“國立東北大學在校生籍貫分配圖”統計。

[34] 許銘:《東北大學在三臺》,東北問題研究社編:《東北》第1卷第4期,第58頁。

[35] 臧啟芳編:《國立東北大學廿周年紀念冊》,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7輯,第49—63頁。該書統計四川籍學生為242人,據筆者統計為241人。因此,此處數據為筆者根據該書所附《在校生姓名錄》自行統計。

[36] 參見第六屆干事會編:《國立東北大學川籍同學錄》(1946年4月),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教育文化聯宗檔案,11-1-20。

[37] 參見臧啟芳:《回憶》,第72—73頁。該風潮因細故而起,二三日間即消弭,但東北籍學生減少顯然是事實。而彼時學生顯然認為東北大學仍應以招收東北籍學生為主。

[38] 吳標元:《回憶三臺時期的東大生活》,相樹春、張振鶴、李格政主編:《我們走過的路》,今日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57頁。

[39] 鄭新衡:《一二·三〇事件始末:東北青年反滿抗日地下斗爭史事紀》,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頁。鄭新衡為李季若化名。

[40] 《三臺歲月——國難中的東北大學雜記》,姜亮夫:《姜亮夫全集》第24冊,第213頁。

[41] 姜丁銘:《抗日、團結、進步的旗幟——憶四川三臺東北大學》,東北大學北京校友會、沈陽校友會合編:《東北大學建校65周年紀念專刊》,1988年,第205頁。

[42] 參見朱語今:《我所知道的高而公向劉光的一次匯報》,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50頁。劉光系中共南方局青年組負責人,匯報時間是1944年“暑假后不久”。

[43] 董治安:《高亨先生傳略》,《高亨著作集林》第10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頁。

[44] 《川康特委致南方局報告——各地方黨的組織發展和救亡工作》(1939年3月23日),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三七·六——一九三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180頁。東大的進步學生因內遷而大量流失,參見王振乾、丘琴、姜克夫編:《東北大學史稿》,第123頁。

[45] 王振乾、丘琴、姜克夫編:《東北大學史稿》,第130—134頁。

[46] 《中央關于目前國民黨區學生工作的幾個決定》(1940年6月3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10—411頁。

[47] 張黎群:《東北大學進步學生與南方局青委的聯系》,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36頁。

[48] 張黎群:《東北大學進步學生與南方局青委的聯系》,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36頁。趙家實這條線是1945年3月以后建立的,因此趙與東大風潮關聯不大。參見趙家實:《〈反攻〉雜志與“民盟”》,齊紅深編《流亡——抗戰時期東北流亡學生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255頁。

[49] 張黎群:《東北大學進步學生與南方局青委的聯系》,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39頁。彼時校內亦留下了一批骨干。參見王振乾、丘琴、姜克夫編:《東北大學史稿》,第142頁。

[50] 《川康特委報告書》(1940年8月20日),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一九四〇——一九四七),第210頁。

[51] 臧啟芳:《回憶》,第72頁。“廿七年”指民國二十七年,即1938年。

[52] 李慎儀:《趙紀彬參與東大學運的點滴回憶》,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148頁。李慎儀為教員、中共黨員趙紀彬的妻子。

[53] 南方局黨史資料征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大事記》,重慶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283頁。

[54] 《特分會密報東大學潮之起因》(1944年11月21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3。楊炳炎應為“楊丙炎”。三臺縣特分會1944年設立,系國民黨三臺縣黨部指導下的特別小組,除特務活動外,其主要精力放在緝私、輯匪、禁毒、取締幫會及清查賦稅方面。

[55] 參見《特分會密報東大學潮之起因》(1944年11月21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3。

[56] 參見李一清:《奔赴解放區》,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94頁。

[57] 參見肖盈光:《民主與獨裁的斗爭——憶1944年東北大學學潮》,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64—65頁。“肖盈光”即蕭盈光。

[58] 臧啟芳:《回憶》,第76頁。白世昌此前曾任訓導長,因此臧啟芳在這里出現筆誤。

[59] 參見肖盈光:《民主與獨裁的斗爭——憶1944年東北大學學潮》,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65—66頁。白世昌任訓導長時專門負責審查壁報。

[60] 參見《國立東北大學學生自治會為驅逐白世昌宣言(系東北大學教務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23-012。

[61] 《廿一日標語》、《廿三日標語》,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3。

[62] 參見姜丁銘:《抗日、團結、進步的旗幟——憶四川三臺東北大學》,東北大學北京校友會、沈陽校友會合編:《東北大學建校65周年紀念專刊》,第210—211頁。

[63] 《學潮之最初情形報告》(11月22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3。

[64] 《學潮之最初情形報告》(11月22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3。

[65] 參見《學潮之最初情形報告》(11月22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3。

[66] 參見《學潮之最初情形報告》(11月22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3。

[67] 《特分會關于東北大學學潮演變的報告》(1945年12月6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68] 《特分會關于東北大學學潮演變的報告》(1945年12月6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左仍彥為臧啟芳妹夫。

[69] 《特分會泰關于東北大學學潮演變的報告》(1945年12月6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70] 參見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725頁。

[71] 參見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726頁。

[72]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730頁。

[73] 《特分會關于東北大學學潮演變的報告》(1945年12月6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74]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733頁。

[75] 《委員長成都行轅致教育部電》(1944年11月2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1732。

[76] 參見《白世昌致陳立夫電》(1944年11月2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1732。

[77] 參見《東北大學自治會致朱家驊電》(1944年11月2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1732。

[78] 參見《東北大學自治會致朱家驊電》(1944年11月2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1732。1944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任命朱家驊接任教育部長,陳立夫任組織部長。

[79] 臧啟芳:《回憶》,第77頁。

[80] 《特分會關于東北大學學潮演變的報告》(1945年12月6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81] 參見臧啟芳:《回憶》,第77頁。

[82] 參見《陳立夫致白世昌電》(1944年11月3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1732。

[83] 參見《蔣介石致朱家驊電》(1944年12月2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1732。

[84] 《陳立夫致朱家驊函》(1944年12月4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

[85] 《陳立夫致陳布雷電》(1944年12月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1732。

[86] 參見《丁山致朱家驊函》(1944年12月1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 301-01-09-168。校友派主要指教務長白世昌以及教授陳克孚、蒼寶忠、吳希庸4人,元老派主要指法律系主任趙鴻翥與文學院長金毓黻,客籍則指法學院長左仍彥、訓導長楊炳炎與經濟系主任梅一略。丁山似為朱家驊在東大的代理人,其角色類似于姚從吾在西南聯大。參見王奇生:《戰時大學校園中的國民黨:以西南聯大為中心》,《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桑兵:《國民黨在大學校園的派系爭斗》,《史學月刊》2010年第12期。戰時丁山曾先后在中央大學、東北大學、四川大學、暨南大學等校任教,但大都不如意。金毓黻評價丁山“個性太強,時時動氣”。凡此種種,皆可反映其為人。參見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7冊,第5354頁。

[87] 《傅斯年致朱家驊函》(1942年1月14日),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3卷,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1197頁。

[88] 《孔德函告草堂國學專校暗潮》(1944年12月12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0。金毓黻號靜庵。

[89] 參見《陳三泰關于東北大學學潮演變的報告》,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90] 參見《陳三泰關于東北大學學潮演變的報告》,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91] 參見《陳三泰關于東北大學學潮演變的報告》,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92] 參見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733頁。

[93] 參見《臧啟芳致陳立夫電》(1944年12月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1732。

[94] 參見《國立東北大學學生自治會為驅逐包庇私黨貪贓徇私之校長臧啟芳宣言》,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95] 《全體教授告同學書》,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96] 參見《臧啟芳致朱家驊電》(1944年12月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2)-1732。

[97] 參見《臧啟芳致朱家驊電》(1944年12月11日)、《臧啟芳致朱家驊電》(1944年12月13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

[98] 參見《丁山致朱家驊函》(1944年12月4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23-003。

[99] 《丁山致朱家驊函》(1944年12月7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

[100] 參見《孔德致朱家驊函》(1944年12月11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張瀾在川北影響較大。

[101] 李一清:《奔赴解放區》,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94頁。

[102] 參見《陳三泰關于東北大學學潮演變的報告》(12月5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103] 參見《孫文明致朱家驊函》(1944年12月12日),中研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

[104] 《陳三泰關于東北大學學潮演變的報告》(12月5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105] 《陳三泰關于東北大學學潮演變的報告》(12月5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1。

[106] 參見《蕭一山致朱家驊函》(1944年12月20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

[107] 《英士批示》(12月14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臧啟芳,字哲先。

[108] 參見《丁山致朱家驊函》(1944年12月14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

[109]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736頁。

[110] 《政情》(1945年1月23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2。

[111] 參見《三臺點滴》,《新華日報》1945年1月13日,第3版。

[112] 《朱家驊復丁山函》(1944年12月22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

[113] 參見陳三泰:《政情》(1945年1月6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2。

[114] 參見陳三泰:《政情》(1945年1月6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2。

[115] 參見《臧啟芳致朱家驊函》(1945年1月5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

[116] 參見《政情》(1945年1月11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2。

[117] 參見《致傅斯年》(1945年1月13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案卷號:Ⅱ-498。

[118] 參見《蕭錚齊世英致傅斯年電》(1945年1月8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案卷號:Ⅲ-1283。李錫恩,字綸三,曾任吉林大學、東北中山中學校長。

[119] 參見《傅斯年致朱家驊函》(暫系年于1945年1月),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第3卷,第1573頁。

[120] 參見《蕭錚齊世英致傅斯年電》(1945年1月13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傅斯年檔案,案卷號:Ⅲ-1284。

[121] 臧啟芳:《回憶》,第78頁。

[122] 《東北大學復課》,重慶《大公報》1945年2月1日,第3版。

[123] 臧啟芳:《回憶》,第78頁。

[124] 參見桑兵:《國民黨在大學校園的派系爭斗》,《史學月刊》2010年第12期。

[125] 參見楊仲揆:《中國現代化先驅——朱家驊傳》,近代中國出版社1980年版,第68—69頁。

[126] 參閱郭川:《抗戰大后方公教人員日常生活及心態嬗變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7年;李蓉、葉成林編:《抗戰時期大后方的民主運動》,華文出版社1997年版。

[127] 《新任教育部長朱家驊今視事》,重慶《大公報》1944年12月7日,第2版。

[128] 《朱部長視事》,重慶《大公報》1944年12月8日,第2版。

[129] 《朱部長施政方針》,重慶《大公報》1944年12月16日,第2版。《朱家驊先生言論集》將朱的致詞收入,但標題、時間皆有誤。這是其就職后首次紀念周上的講話,而并非就職致詞。參見《第二次任教育部長就職致詞》(1944年12月14日),王聿均、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版,第170—171頁。

[130] 參見《朱教長出席報告》,重慶《大公報》1945年2月10日,第3版。

[131] 臧啟芳1928年經主持東北黨務的CC系齊世英發展加入國民黨,1934—1937年間臧啟芳又曾先后擔任陳果夫任主席的江蘇省第四、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參見陳果夫:《蘇政回憶》,正中書局1951年版,第120—122頁;沈云龍、林泉、林忠勝:《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130—131、161、179—180頁;臧啟芳:《回憶》,第41、46、61—64頁。

[132] 竺可楨:《竺可楨日記》第2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1—677頁。

[133] 抗戰勝利后,臧啟芳被任命為東北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特派員,金毓黻被聘為委員;陳克孚等人在接收東北時都受到重用。參見臧啟芳:《回憶》,第81頁;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920頁;賀金林:《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教育復員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2頁。

[134] 《政情》(1945年1月23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2。

[135] 參見《政情》(1945年1月23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2。

[136]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734頁。莫德惠時任國民參政會主席團主席。

[137] 參見《高惜冰致朱家驊函》(1945年1月5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09-168。

[138] 《東北大學復課》,重慶《大公報》1945年2月1日,第3版。

[139] 參見臧啟芳:《回憶》,第78頁。

[140] 《教育部簽呈》(1945年2月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1985。

[141] 參見《政情》(1945年1月23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2。

[142] 《丁山致朱家驊函》(1945年1月27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23-003。

[143] 《東北大學復課》,重慶《大公報》1945年2月1日,第3版。

[144] 參見王成科編:《遼陽近現代人物錄》,遼寧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頁。

[145] 臧啟芳:《回憶》,第78頁;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看過地獄回來的人》,第101頁。

[146] 參見《政情》(1945年1月23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2。

[147] 參見郭秉箴:《東大時期的高而公》,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58頁。

[148] 朱語今:《我所知道的高而公向劉光的一次匯報》,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51頁。

[149] 參見姜丁銘:《抗日、團結、進步的旗幟——憶四川三臺東北大學》,東北大學北京校友會、沈陽校友會合編:《東北大學建校65周年紀念專刊》,第211頁。

[150] 參見姜丁銘:《抗日、團結、進步的旗幟——憶四川三臺東北大學》,東北大學北京校友會、沈陽校友會合編:《東北大學建校65周年紀念專刊》,第211頁。

[151] 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785—5786頁。

[152] 參見《直屬國立東北大學區黨部選舉結果》,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記錄,會5.3-140.9;《直屬國立東北大學等區黨部人事組織動態報告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記錄,會5.3-184.15。

[153] 參見臧啟芳:《中央訓練團學員自傳》,臺北“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檔案,129000003533A。

[154]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公函》(1945年5月28日),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會議記錄,會6.3/11.5

[155] 參見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738—5781頁。

[156] 參見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校點:《靜晤室日記》第8冊,第5856、5907頁。1936—1943年,金毓黻曾任教于中央大學,1938年后在東北大學兼課。

[157] 《傳單》,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教育部檔案,五∕1985。

[158] 《政情》(1945年1月23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12。

[159] 《丁山致朱家驊函》(1945年1月27日),中研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23-003。

[160] 參見《東大通訊》,《新華日報》1945年2月19日,第3版;《東大奸偽活動猖獗》,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226頁。

[161] 參見《國立東北大學近況》,臧啟芳編:《國立東北大學廿周年紀念冊》,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7輯,第1頁。

[162] 《本屆招考新生雜訊》,《國立東北大學校刊》1944年第2期,第7頁。

[163] 《東北大學秋季在沈陽復課》,《申報》1946年5月4日,第6版。

[164] 高柏蒼:《隨東北大學復員到沈陽》,齊紅深編:《流亡——抗戰時期東北流亡學生口述》,第294頁。

[165] 因為戰爭的原因,內遷到后方的大學招收當地學生的比例都有顯著提升,而如四川大學等原屬西南的學校招收外省籍的比例亦有所提升。參見余子俠:《抗戰時期高校內遷及其歷史意義》,《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98頁;余子俠、冉春:《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教育研究》,團結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175—176頁;四川大學校史編寫組:《四川大學史稿》,四川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277—278、288頁。

[166] 參見臧啟芳:《回憶》,第76頁。

[167] 郭秉箴:《東大時期的高而公》,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58頁。

[168]  《特分會密報青年黨在校活動情形》(1945年12月16日),三臺縣特分會檔案,三臺縣檔案館藏,3-1-19。

[169] 柏楊還交待了一條特別的理由:因為“物價飛漲,貸金不夠伙食費。”“同學們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出賣糞便的堆肥費上,”“所以力爭糞費成為罷課運動的動力。”參見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看過地獄回來的人》,第102頁。

[170] 《丁山致朱家驊函》(1945年1月27日),中研院近代史所檔案館藏,朱家驊檔案,301-01-23-003。

[171] 姜丁銘:《抗日、團結、進步的旗幟——憶四川三臺東北大學》,東北大學北京校友會、沈陽校友會合編:《東北大學建校65周年紀念專刊》,第211頁。

[172] 《特分會密報學潮中的積極分子名單》,唐宏毅主編:《東北大學在三臺》,第216頁。事實上,名單中也大多為自治會成員。

[173] 參見《特分會密報東北大學奸偽分子名冊》)(1944年11月25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20;《在校生姓名錄》(1943年),臧啟芳編:《國立東北大學廿周年紀念冊》,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87輯,第1—8頁;《東大奸偽分子》、《東大已離校之奸偽嫌疑分子》(1946年4月5日),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22;《東大奸偽份子活動情形調查表》,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特分會檔案,3-1-23;姜丁銘:《憶三臺東北大學》,相樹春、張振鶴、李格政主編《我們走過的路》(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頁;《國立東北大學川籍同學錄》(1945年6月),三臺縣檔案館藏,三臺縣教育文化聯宗檔案,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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