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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哲學生存論解讀的意義與局限
作者:張巖來源:發布時間:2016年07月04日 點擊數:

[論文摘要]當代人類悖論性生存狀況以及馬克思哲學研究對現實問題的解釋乏力,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從生存論維度解讀馬克思哲學的研究旨趣。這種解讀模式以西方生存哲學為參照系,以人類現實生存和發展困境為切入點,拓展馬克思哲學的研究維度,彰顯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表達了學界使馬克思哲學研究回歸生活世界,構建同當代哲學思想的對話與論戰平臺的理論自覺。但這種解讀視角到目前僅十幾年的時間,做出蓋棺定論的評價為時尚早,研究過程中顯現的問題亦需要我們反思,以避免遮蔽馬克思哲學自身的基本理論問題。

[關鍵詞]馬克思哲學  實踐觀點  生存論  [分類號]B0-0

 

一、馬克思哲學研究:從實踐觀點向生存論轉向

20世紀80年代前后,伴隨著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以及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恢復個體尊嚴與人格成為人們的迫切需要,作為一種理論回應,馬克思哲學研究界開始對實踐觀點進行主體性模式的解讀,用存在論“實踐”取代“認識論”實踐。然而視角的限制,馬克思哲學中的實踐之重要意義仍然蔽而不明,實踐本體論化,實踐絕對化等批判一直伴隨著“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后,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現代化建設等現實問題面前,馬克思哲學“邊緣化”、“失語”狀態日益明顯,一些學者開始從生存論視角出發思考如何彰顯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形成了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和一系列研究成果,學界往往把這種馬克思哲學研究的理解方式通稱為生存論轉向,其實質是以實踐觀點為突破口重新解讀馬克思哲學。

1.1 實踐觀點及其理論困境

傳統教科書體系把物質看作是馬克思哲學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實踐僅僅被局限于認識論,被理解為“認識的首要的、基本的觀點”,以從物出發、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成“見物不見人”的理論。這種解讀模式,“樹立了唯物主義的‘權威’,卻以‘抽象的物質’掩蓋了‘現實的人’, 用物的觀點來看待人, 人淹沒在物質當中, 缺乏獨立性和能動性, 失去了自己的合法地位”[①]。而且,一旦其與現實中的教條主義相互呼應時,現實發展的最大的障礙體現為僅強調物質性生產活動——把馬克思哲學的實踐觀點注解為生產勞動,而道德踐履意義上的實踐則成為附屬性的。如此,實踐主體以湮滅個體主體地位張揚群體主體地位的形式生存于現世,個體生命的自我確證和自我實現則處于自在和自發狀態,缺乏能動性與創造性的實踐主體便無法真正立足于現實世界。為突破傳統教科書體系的這種內在缺陷,一些學者把“實踐”從馬克思哲學中挖掘出來,并置于核心的地位,反對馬克思哲學物質本體論而以“實踐”承擔“本體”使命,但一種可能性悖論在于——“既要通過把‘實踐’確定為其哲學理解的本體來增強理論解釋力,卻又面臨著與‘唯物主義’實質性沖突的可能窘境”[②],為此,一些學者在研究中有意無意的回避本體論問題或者采用雙重本體論方式加以解決,導致 “實踐唯物主義”本體論基礎難以確立。

而且,對馬克思哲學實踐觀點的這種解讀模式逐漸陷入了主體主義困境。“實踐唯物主義”者反對以“物”的客觀性遮蔽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力圖超越主客體二元對立的傳統哲學理解范式,以實踐為基礎強調主體與客體、人與世界的統一關系,但其缺陷在于,客體以印證主體的力量、滿足主體需要的方式出場,主體價值奠基在對象化存在中,非對象化活動完全被淹沒,人類中心主義傾向的主體性極度膨脹,真正的主體性被消解,主體自由亦無從談起。

傳統教科書哲學原理加實證的學理取向使馬克思哲學變成了“淡而無味的雜碎湯”,淪為現實的“婢女”,簡單化、庸俗化理解的馬克思哲學已經不再是哲學,因此,以學術規范、學術自身為出發點,力保研究和闡釋的獨立性的馬克思哲學研究成為普遍致思取向。但問題在于,緊隨“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進展,這種取向甚至發展到所有的研究都要根據“學術性”來證明自身合法性,體現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學者擺脫了以往“意識形態”困境,開啟了“學術性”為旨歸的馬克思哲學研究范式,“思想淡出,學術凸顯”。從消極意義來看,這種研究得來的恰是馬克思批判的“幽靜孤寂,閉關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觀”的哲學,這種離開現實生活基礎,以邏輯、思辨代替現實的形式主義方法,也帶來了一個災難性的后果:馬克思哲學研究領域儼然成了紛爭的戰場,學者稱之為“語義學叢林”橫出,“猶如一場辭藻的盛宴”,使馬克思哲學的研究既面臨一種“合法性危機”又缺乏對現實的解釋力。

“實踐唯物主義”突出和強調了實踐在馬克思哲學中的重要地位,但本質上還是“外在于實踐去描述實踐”的傳統哲學的思考方式[③]。“在實踐唯物主義的話語系統中,‘實踐’脫離開人的真實存在,無視人的存在困境,已變形為純粹的理性和不著邊際的‘游戲’性概念。實踐唯物主義在經歷了20 多年的風光之后,呈現出理論的疲憊和發展的窘境,這已是不爭的事實”[④]。正是這樣,一方面通過對“實踐唯物主義”進行了充分反思,另一方面,隨著思想解放的進一步深入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以關注人的現實生活世界,澄明馬克思哲學的真實意蘊為旨趣的“生存論”闡釋馬克思哲學的思潮隆重開啟。

1.2  生存論轉向的理論旨趣

(1)走出馬克思哲學研究困境

在一些學者看來,對馬克思哲學“實踐”的理解與研究陷入的主體主義困境表明,對實踐的強調停留于外在的、對象化、物化的層面,而內在的、非對象化的以及精神層面的實踐活動幾乎仍在人們的視野之外,而實踐思維方式的闡釋盡管相對于傳統闡釋方式具有巨大的理論進步意義,但僅看到了實踐的外顯形式,實踐觀研究并沒有能夠以自己的方式深入到哲學本體論層面。因此,要以生存論為根基闡釋馬克思哲學實踐觀的內在理論結構,真正深入到實踐的內層,從而走出馬克思哲學研究困境。鄒詩鵬(2002)教授的結論是,建構馬克思哲學的“實踐——生存論”,將為走出實踐觀研究的存在論困境提供一種可能出路,實際地完成當代哲學的生存論轉向。從根本上來說,也是對馬克思哲學基本理論上的創新與突破[⑤];俞吾金(2001)教授認為[⑥],實踐唯物主義在當代面臨的種種挑戰,需要返回到康德哲學的基本思想,特別是其關于實踐理性的理論,立足生存論本體論,重構實踐唯物主義。“要理解馬克思哲學必須站在生存論本體論哲學的立場上,使馬克思哲學重新返回到生活世界的軌道上”。

(2)闡發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

一些學者認為,20世紀的人類實踐,凸顯了馬克思從人的存在出發解讀存在的意義這一偉大變革方法的內在價值,并使人們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哲學的現代性和當代意義。如果看不到人類的深重苦難,這就是“哲學的悲哀”[⑦]。“21世紀哲學,就其根本使命而言,就是對當代人類生存困境的理論自覺,從而為人類在新世紀的生存與發展提供新的哲學智慧和新的哲學理念”[⑧]。哲學研究必須回答當代人類的生存困境問題,而“生存論轉向”其實就是“依據生存論的相關理論,對當代呈強勢推進的人類實踐活動與人類生存、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梳理和把握,以期探尋到一個反思時代課題的新視角”[⑨],“喚醒對生命價值的尊重,確立生命價值至高無上的地位,解除種種對人的生命價值的遮蔽”[⑩]。如果說人不能囿于“異在”的方式確立自我,生存論轉向的理論旨趣就在于探討人如何以“自為”的方式把人生意義、價值、終極關懷融入到人的生活之中。現當代哲學無疑以人的問題為中心論域,人類生存的困境和當代哲學轉型的背景表明,當代西方哲學的相對主義、非理性主義傾向以及西方中心主義,不可能展開生存論轉向的歷史性方向,而馬克思哲學執著的生存論關懷與追求,其蘊含的實踐生存論思想才是當代哲學生存論轉向的真正目標,并將深刻影響和主導當代哲學研究的歷史性的人類方向。因而,馬克思哲學生存論轉向旨在接過當代西方哲學尚未完成的生存論轉向課題,深入挖掘馬克思哲學關于人及其實踐的理論,彰顯著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意義[11]。

二、 馬克思哲學生存論轉向的局限

20世紀80年代以降,“實踐”成為馬克思哲學界的熱點問題,各種研究思潮甚囂塵上。“實踐轉向”批判傳統學科話語體系,力圖突破實體性思維方式而轉向實踐的思維方式,但受制于把“實踐”作為本體論中介,未能真正闡釋馬克思哲學的實質與意義。為避免遮蔽馬克思哲學的深層底蘊,彰顯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當代價值,因循于哲學研究的人學復興,以現代西方哲學(尤其海德格爾的生存論存在論)為新的研究視角,“生存論轉向”研究方興未艾,但保留的西方存在主義的印痕,亦使馬克思哲學研究陷入被重新抽象化、流于純學院化的危險,馬克思哲學革命的理論意義被局限于一種社會理論和意識形態的當代批判。

2.1 生存論解讀帶來的理解上的偏差

首先,生存論轉向認為,馬克思在哲學上超越了“知識論路向”并以“生存論路向”開啟了新的哲學形態——現代生存論哲學形態,當代馬克思哲學研究,應以生存論為基本視角,構建以人類為中心、以實踐為本體的生存論哲學形態,其主題以探究人的生存實踐活動,揭示人的本質及其存在狀態的內在秘密為宗旨。而這種看法的邏輯基礎就在于,首先是把生存論看作是對存在論的反駁,其次,生存論在無神論背景下體現為高度關注個體的生存并拒斥知識論。以此邏輯運演的結果就是“生存論轉向”后的馬克思哲學認識論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被懸置起來。

其次,生存論轉向強調:人是歷史的動物,只有從生成性的角度才能真正把握住人的本質,人既是一個事實的存在又是一個價值的存在,現實性與超越性是人的固有本性。而傳統哲學客體化的思維方式,抹煞了人的主體性,因此,重新闡釋馬克思哲學,人就不能是知識論意義上的人而應是價值論上意義的人,進而為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確立基礎。他們一般都強調,當代哲學對人的強調是通過價值論入手的,價值論立足于人的生活的需要,但只能直觀地提出和展開應然問題,但“需要”本身的合理性的論證和解釋、對應然本身的追問和批判卻無力做到,因此,價值論不能看作哲學的基礎,還必須把價值論進一步提升或還原到生存論的高度,由外在向內在迂回。由此看生存論轉向無疑具有重要開拓意義。因為,以人的需要為價值依據的確容易使價值論研究陷入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泥淖。但是,生存論解讀強調以人的自我實現和生成為價值根據的問題是,客體本身存在的意義何在?如何揭示人的生成必然產生價值的機制?“價值”如何在主體間取得一致?對這些問題,生存論解讀又通常采用求助于實踐的策略,認為隨著實踐的發展必然會得來最高的“善”,從而解決上述問題。但是,現代人類的悖謬性生存事實與之形成了一個莫大的反諷。因而,這種樂觀主義的傾向只能是陷入形而上的沉思而脫離經驗世界,對人的實踐生存狀態仍然缺乏解釋力。生存論解讀近幾年“熱度”不再,恐怕就在于此:我給你揭示一切,我獻給你的仍是一無所有![12]

最后,生存論解讀以解釋學理論作為“馬克思哲學生存論”的合法性方法論基礎。現代解釋學理論認為完全中立立場上把握的作者“原意”既是一種幻想,也是一種對理性絕對化的奢望,而任何一種解釋都只是“偏見”,“偏見”同時是理解的條件。從這點出發,生存論解讀主張馬克思哲學的真實意蘊絕不是恢復馬克思的“原意”,而是在現當下背景中重新詮釋馬克思的文本。應該說這一學理取向是值得稱道的,其實質就是要通過“接著講”來通達智慧之境,力圖為現實問題樹立導航的路標。然而這一取向實際上卻流于空泛:一方面,各種解釋沒有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造成了“自說自話”的局面;另一方面,強調“接著講”往往橫跨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發展,應該出場的處于缺席狀態。生存論轉向把馬克思哲學當代意義的闡發作為自己的目標,暗地里卻把馬克思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嚴格對立起來,或者把后者作為反面論據,或者干脆繞開而避而不談。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對立面,“通過奚落教科書來彰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上的創新,這實際上是自覺不自覺地將是否超越了‘教科書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衡量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創新與否的標準。如果滿足于這種水準,不僅會使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平庸化,而且也談不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13];“而避而不談”的實質是對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闡釋歷史徹底“否棄”。從詮釋角度看,馬克思主義者的闡述難免存在意義疏漏、添加、誤讀等情況,但是,作為時代精神的產物,任何一種哲學絕非是思想者苦思冥想的結果,作為一種理性表達,其時代性必然有其合理性,因而,當代形態的馬克思哲學的闡釋、解讀不可缺少的一環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如果說生存論解讀者已經在現代解釋學方法指導下解決了“照著講”與“接著講”的問題,另一個需要解決的課題恐將是接著誰來講?當然,以完全是“非法的解讀”來蓋棺定論這一“轉向”不僅為時尚早,而且正如生存論轉向者反駁的一樣——這無非是一種對馬克思哲學“不容貶低”的素樸情懷而已,其實歷史早已證明,“吐紅墨的烏賊”早已屬于那個退隱的時代。不必復返。

2.2 缺乏對存在論問題的深度挖掘[14]

王南湜(1999)教授指出[15],“根據對于理性之根源的設定,全部哲學思維可以劃分為三種范式——世界論范式、意識論范式和人類學范式。”生存輪轉向研究從“人類學范式”的思維范式出發,遵循馬克思哲學研究中應該是一個現實話題,必須著眼于當代人類的現實生存問題來追問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意義,但卻忽略了對馬克思哲學存在論基礎的深度挖掘,其內在局限性日益突顯出來,一方面,對“生存”的理解莫衷一是,有的學者在奎恩“本體論承諾”意義上使用本體概念,把生存,自由和解放等等看作是馬克思哲學的理論前提預設,有的學者則受海德格爾“在世界中”思想[16]的影響,把“實踐”看作是“本源性”的生存活動。另一方面,有再次滑落實體本體論泥淖的危險。生存論轉向為避免把馬克思哲學淪為解釋世界的認識論哲學,以“生存”來詮釋、拓展“實踐”,最終把“實踐”理解為人的生存方式,但實踐同生存的關系卻處于蔽而不明的狀態,生存本體論存的本體論化傾向非常明顯,而馬克思哲學的存在論基礎被遮蔽起來。

三、 馬克思哲學生存論轉向的意義

總體上,“生存論轉向”解讀對于突破傳統哲學的實體本體論,彰顯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意義,理解與闡釋馬克思哲學變革的實質,搭建中西哲學對話平臺無疑具有重要意義。而且由于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的運用,實現了基本解釋原則的重大創新,對馬克思哲學研究來說其方法論意義也漸入人們的視野。

“哲學的歷史發展表明,理解人的難點主要不在于把人認識(規定)為什么,而在于怎樣去認識(規定)人[17]”。生存論轉向不再把人看作“現成人”,而是看作“生成人”,在實踐活動中,人的存在“顯示為一種‘生存’過程,顯示為一個矛盾的否定性統一體,顯示為一個不斷生成的開放流動過程[18]”,“人不再是一個‘什么’,而已成為‘怎樣’和‘如何’[19]”。這種對歷史性原則的強調,進一步深化了馬克思哲學實踐觀的理解,有利于克服對實踐的實證化、庸俗化理解,凸顯了馬克思哲學人文關懷維度;同時,拒斥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代之以實踐的思維方式或生成性思維方式,為理解與闡釋馬克思哲學革命也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

真正的哲學表現為“思想中的時代”,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以反思的形式表達“一個時代理論上的自我理解”。在現代生存境遇中,人類無法擺脫的一個時代難題就是現代性問題。現代性導致了人類文明的巨大成就,同時使科學主義盛行,人文價值失落。具體表現為:一方面,人類在科技、理性、資本、進步帶來的物質豐富中盡情享受,另一方面,如施特勞斯所說,現代性的危機表現為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20]”。價值虛無主義泛濫。現代西方學者批判現代性的形而上學基礎,把現代性看作虛妄、天真的夢想,從而也否定了人類對美好未來追求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哈貝馬斯等后現代哲學家則把現代性看作是一項“未盡的事業”,從理性內部出發,要求拯救現代性,“意識哲學的范式已經枯竭”,“純粹理性的純粹主義并未在交往理性中復活”[21],“按交往理性而來的普遍性不同于主體哲學對普遍性的理解,它包含著個體性,這樣的普遍性就與壓迫、統治和恐怖主義截然無關了[22]”。從根源上說,現代性問題的產生根源于主體性哲學思維范式,這種思維范式的突出特征在于自我意識的覺醒和主體性的強調,“人上升為主體,世界則淪為客體”[23],如果現代性問題是人類不可避免的命運,哲學的價值與生命力在與同社會生活的對象性關系之中彰顯,異化與虛無甚囂塵上的社會現實,悖謬的人類生存境況,需要并非遁離世界的馬克思哲學做出積極的回應,那么,生存論維度的解讀無疑具有開拓的意義。在最寬泛的意義上,“人的存在何以可能”是任何一種哲學形態都無法規避的根本問題。

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對話,生存論轉向因循于20世紀90年代學界將馬克思哲學置于西方哲學背景下進行理解的致思取向。馬克思哲學研究不僅需要同馬克思的文本對話,也需要同其得以產生的整個西方哲學傳統的對話。生存論轉向把馬克思哲學同自尼采之后的西方新人本主義進行關聯性研究,打破了馬克思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尖銳對立,拓展了馬克思哲學的研究視域,推動了馬克思哲學當代形態的建構,但探索一條現實可行的道路,生存論轉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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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江西社會科學》15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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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李榮海.“實踐唯物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構建[J].求實,2006(4):32-36

[③] 參見高清海,孫利天.馬克思的哲學觀變革及其當代意義[J].天津社會科學,2001(5):9-16

[④] 李榮海.“實踐唯物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構建[J].求實,2006(4):32-36

[⑤] 鄒詩鵬教授在其著作中闡述了此種觀點,參見:鄒詩鵬.實踐——生存論[M].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⑥]參見:俞吾金,欣文.重視對哲學基礎理論的研究——俞吾金教授訪談[J].學術月刊,2001(1):86-93

[⑦] 吳曉明語。參見:李曉明.第五屆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論壇綜述[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8(3):256-259

[⑧] 孫正聿.當代人類的生存困境與新世紀哲學的理論自覺[J].社會科學輯刊,2003(5):9—16

[⑨] 金瑤梅,陳學明.生存論視域中實踐活動的當代反思[J].江西社會科學,2006(6):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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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汪信硯.當前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三個誤區[J].哲學研究,2005(4):27-29

[14]參見:桑江.馬克思哲學生存論轉向的反思[D]. 遼寧大學 2009

[15]參見:王南湜.論哲學思維發三種范式[J].江海學刊,1999(5):73-80。世界論思維范式所追求的是絕對實在,想以此為基點而確定人類生存之終極意義;意識論思維范式則尋找一種絕對的確定性,企圖由此而建立起全部人類知識大廈,一勞永逸地為人類之生存意義奠定基礎;人類學思維范式則認識到了這類主張的虛妄性,由此而改變了哲學的提問方式。如果說前兩種范式所追問的首先是什么是絕對的實在性、知識的絕對有效的基礎,那么,在第三種范式中則問題被轉變為何為人類生活之本質,何為人類知識之現實基礎。

[16] 吳曉明教授在《當代哲學的生存論路向》中論述過海德格爾的這一思想。其實,生存論解讀者都非常重視海德格爾的這一思想。參見:哲學研究,2001年第12期(第9頁-第11頁)

[17] 高清海.重提德國古典哲學的人性理論[J].學術月刊,2002(10):9-13

[18]賀來.辯證法與人的存在——對辯證法理論基礎的再思考[J].哲學研究,2002(6):30-34

[19] 賀來.馬克思哲學與“人”的理解原則的根本變革[J].長白學刊,2002(5):33-39

[20] 賀照田.西方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第6輯)[C].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80

[21] 汪民安.后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從福柯到賽義德[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368,371

[22] 陳嘉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05

[23] 王南堤.馬克思哲學當代性的三重意蘊[J].中國社會科學,2001(5):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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